第八章

    柳依之前的心理医生姓朱迪思，一个在曼哈顿执业二十年的德国女人，头发盘得一丝不苟，套装永远是深灰色。

    朱迪思医生在接手柳依的案子六个月之后，开始出现失眠的症状。

    她发现自己在下班后仍然无法停止思考这个病人的案例——不是因为病情复杂，而是因为那个坐在她对面的女人对她倾吐心声的女人内心里似乎有一种她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巨大的、空洞的绝望，那种绝望太纯粹了，纯粹到会吸走周围所有的光。

    朱迪思医生开始预约自己的心理医生。

    她的心理医生，就是华静。

    华静比朱迪思年轻许多，三十五岁，哥伦比亚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专攻认知行为疗法与催眠疗法，在业内小有名气。

    她的诊所在东六十街一栋老建筑的八楼，窗户对着一条安静的、种满银杏树的小街。

    她是那种第一眼就让人放下戒备的人——声音平稳，音色柔和，倾听的时候会把下巴微微偏向一侧，目光专注而不逼人，仿佛你讲的每一个字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

    朱迪思在她的沙发上坐了三次，就把柳依的案例讲了个七七八八。

    她讲那个女人的丈夫如何控制她的全部生活，她讲那个女人如何痛苦，那个女人一直在梦到雾蒙蒙的雨季的伦敦，她有多么迷茫她的母亲为什么不爱她多一点。

    然后她讲到那个女儿。

    朱迪思说到这里的时候，语气变了。

    “那个女儿，”她说，“是她的宗教。”

    华静本来正在记笔记，笔尖顿了一下。

    “宗教。”她重复了这个词。

    “宗教，”朱迪思说，“你不可以质疑，不可以挑战，不可以让她在女儿和任何事物之间做选择。因为她会选女儿。每一次，毫无例外。”

    华静放下笔，靠在椅背上。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让朱迪思意外的话。

    “这个案例，我可以接吗。”

    “什么？”

    “你的反移情已经在影响你的睡眠了，”华静说，语气温和，但不容反驳，“你不能再继续接手这个病人。把她转给我，我对这个案例非常有兴趣。”

    朱迪思看着她。华静的脸上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只有一个专业人士面对疑难杂症时该有的、恰到好处的热忱。

    但朱迪思总觉得哪里不对。她说不上来。也许是因为华静说“非常有兴趣”的时候，声音比平时低了一些。

    一周之后，柳依的档案被转到了华静手里。Elliot对此没有意见，他只关心结果——新的心理医生有什么资历，治疗频率是多少，账单是多少，能起到多少效果。

    他的助理在核实了华静的执照和执业记录之后，签了字。

    他对心理治疗本身并不太在意，也不了解，他只希望柳依的精神状态好起来。

    他甚至没有亲自见华静一面。

    柳依第一次走进华静的诊所，是十一月的一个周二下午。

    银杏叶落了一地金黄，被雨水打湿了粘在人行道上。她迟到了五分钟，因为Thomas在单行道上绕了两圈才找到停车位。

    “Hargreaves夫人。”华静站起来，从办公桌后走出来迎接她。

    柳依看着这个新的心理医生，有些意外。

    她以为会是一个和朱迪思差不多的、头发灰白的中年女人。

    但华静很年轻，或者说，看起来年轻。她穿一件藏蓝色的丝质衬衫，领口敞开一颗扣子，露出一截细细的银链子。

    她的头发是黑色的，齐肩，剪得很干净。她伸出手的时候，手指修长而有力，指甲修剪得极短，没有一个涂了颜色。

    “叫我柳依就好。”柳依说。

    “柳依。”华静重复了一遍。她念这两个字的时候，发音竟然相当准确，不像大多数美国人那样把声调念得面目全非。

    “请坐。”

    柳依在华静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

    那沙发是米白色的，亚麻面料，软硬适中，显然经过了精心的挑选——不会太软让人陷进去，也不会太硬让人坐立不安。

    诊室的布置也是如此，既不过分临床，也不过分居家，像一间中性的、让人容易开口说话的房间。

    “朱迪思医生转给我的资料我已经看过了，”华静说，手指放在膝盖上，没有翻任何文件夹，“但我不喜欢根据资料来判断一个人。我更想从你这里听到——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是一个标准的问题，所有心理医生都会问的问题。

    但华静问的时候，目光里有一种柳依说不清楚的东西。不是同情，不是好奇，而是一种更深的、更安静的注视，像一个人在看着一件她找了很久终于找到的东西。

    柳依发现自己竟然想回答这个问题。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左手无名指上有一枚钻戒，是鸽子蛋，成色极好，是Elliot选的。

    “我不知道，”她说，“我想我一直在过循规蹈矩的人生，和绝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只是比很多人更幸运。”

    华静没有说话。

    她只是坐在那里，目光平稳地落在柳依身上支持着她。

    那种沉默不是空洞的沉默，而是一种蓄意的、有温度的空间，仿佛在说：你可以继续，我等着你。

    柳依就真的继续了。她讲到伦敦，讲到母亲，讲到罗迪，讲到那些漫长的、湿冷的等待。

    她讲到Elliot，讲到纽约，讲到那间永远敞开的磨砂玻璃门。然后她讲到柳寅。她的声音变了。

    “我女儿叫柳寅，寅是寅时的寅，老虎的意思。”她说，“她刚出生的时候只有那么一点点大，六磅三盎司，护士把她放在我胸口，她在哭，但声音很响，不像一般婴儿那样嘤嘤的，她是嚎的，整层楼都能听到。护士说她是一个很有力气的小东西。”

    华静注意到，柳依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整个人是亮的。

    那种亮不是外在的，不是脸上的血色或者眼里的光彩，而是一种从身体内部透出来的、微弱的、但确实存在的荧光。像是在极其黑暗的海底，忽然亮起了一小片磷光。

    “寅寅十岁了，”柳依继续说，“她一个人住在学校里，我们每周见面三天，她接受着良好的教育，我很为她感到开心，而且她很聪明，老师总是夸赞她。”

    “可是……我总是很想她。”

    她停下来，因为她的声音开始发抖。

    华静递了一张纸巾给她。不是从纸巾盒里抽出来的，是从自己桌上一个藤编的小盒子里取出来的，递过去的时候手指碰了一下柳依的手背，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

    “你很想她。”华静说。

    “每一天。”柳依说。她把纸巾攥在手里，没有擦眼泪，眼泪还在眼眶里打转，没有掉下来。“每一天我都在想她。”

    华静点点头。

    她没有说“这是正常的”或者“你需要学会放松”。

    她只是看着柳依，目光里有了一种新的成分。在那层专业的面具之下，在那层温和的共情之下，有什么东西正在苏醒。那是一种饥饿，被精心包装成慈悲的饥饿。

    她看着柳依坐在对面，穿着燕麦色的高领羊绒衫，领子遮到下巴，遮住了脖颈上那些若隐若现的痕迹。

    她的手腕很细，脚踝也很细，整个人像是被某种更强大的力量压缩过，密度很高，但体积很小。

    她很美，不是那种张扬的、侵略性的美，而是一种被动的、惹人怜惜的美，像一朵被放在阴影里太久的白玫瑰，花瓣的边缘已经开始透明。

    华静想，这个女人太容易被控制了。

    她已经被控制了一辈子——被母亲，被旧情人，被丈夫。

    控制她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你只需要在她最脆弱的时候伸出手，她就会把全部重心靠过来。

    但她同时想到了那个女儿。

    朱迪思的警告在她耳边回响：你不可以让她在女儿和任何事物之间做选择。因为她会选女儿。每一次，毫无例外。

    华静在心里记下了这个挑战，她喜欢挑战。

    “柳依，”她说，声音温柔得像在为婴儿掖被角，“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从下周开始，我们一周见两次。周二和周四，可以吗。”

    “可以。”柳依说。

    “还有一个作业，”华静站起来，从桌上拿了一本很小的皮面笔记本，递给柳依，“当你想到寅寅、又觉得焦虑的时候，把你脑子里出现的画面写下来。不是写给我看的，是写给你自己看的。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讨论。”

    柳依接过笔记本，摩挲着它的封皮。笔记本很小，可以放进口袋里。

    “谢谢。”她说。

    “不用谢。”华静说。

    她把柳依送到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电梯门开了，又关了。华静仍然站在门口，一只手扶着门框，指甲轻轻刮着那层漆面。